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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

时间:2017年5月20日上午
地点:中国科技会堂B103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大家莅临我们本次年会。现在会议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本次会议主持人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先生。
  郭万达:尊敬的项怀诚部长,郑良玉副理事长,尊敬的基金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主办方综研软濠庄娱乐网址基金会、综合开发研究院欢迎大家参加2017年的中国智库论坛和中国开发研究院的北京年会。
  本来我们这个活动每年在北京都会办一次,这里面很多老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经常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联系的有十年时间,本来一般在5月初。因为有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所以我们的时间就延到今天,今天这个日子也是不一样的日子,520,好像很特别,这是大喜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讨论一下新经济与旧体制。主要想讨论一下在经济新常态下,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如何通过制度的创新来促进技术的创新,刚才远征博士问我究竟要干什么,就是要研讨研讨,今天企业的老总也在这儿,还有政府的部门,还有专家学者,就是来看一看怎么样通过创新改革来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因为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在濠庄娱乐这几年有好几个团队,分别从各个角度,有分享经济、跨境电商、生物科技,各个团队一直持续的跟踪研究,一会儿我的同事阮萌博士还会代表院里发言,向大家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
  今天很高兴还请到了国内研究这方面的许多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讨论这个话题,演讲的嘉宾有来自中银国际的曹远征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的吕薇部长,北京大学国发院的薛兆丰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张占斌主任,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的吴金希主任,还有来自企业的专家,滴滴出行的副总裁张贝先生,北科生物总裁刘沐芸女士,华为公司战略部的副总裁郑志彬先生,前海产业互联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佳韵先生。欢迎你们,期待他们一会儿精彩的演讲。
  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来自中财办、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中投促进会等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洛矶山研究所、中国石油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智库机构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出版社、杂志社等媒体的朋友,企业界的朋友,在这里我对大家长期支持我们研究院的发展,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在520这个时间还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一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樊纲院长致辞,有请。
  樊纲:首先,再次欢迎也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年会,刚才万达说了,我们每年一次,在北京开一个年会,和新老朋友,各个方面的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做了哪些研究,所以每年我们会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我们过去一年当中做的研究。今天选了一个题目,就是新经济与旧体制。基本的想法就是我们分析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问题。今天特别请了业内的资深专业人士,第一部分先请他们讲,然后专家学者第二部分进行分析,这样更接地气。
  介绍一下综合开发研究院,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综合研究院正在做哪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综合发展研究院一晃快30年了,当年马洪同志一手创立的,马洪同志今年逝世十周年,我们准备下半年做点纪念活动。这样一个智库,当时就以智库定位,只不过当时没有列入国家高端智库,从去年开始我们被列入了国家25家高端智库之一,这样更有责任。原来的责任就是为政府、为国家献计献策,在濠庄娱乐这样一个前沿发现心得问题,我们对改革开放、对经济发展做出我们政策的建议。现在列为国家高端智库,责任更加明确了,我们每个月得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一些策论,政策的建议。去年以来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关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提了大概5篇这样的政策建议,关于新经济怎么发展,遇到了哪些制度障碍,制度应该怎么改革,科技怎么能够进步,其他国家的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新技术怎么创新,我们国家的创新体制,我们市场的创新体制应该怎么发展,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刚才万达说几个团队,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通过这样的会议,一方面向大家报告我们做了什么,另一方面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进一步沟通政府和市场,为我们的新经济发展,为创新事业的发展,为新科技的发展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是搞科技的、我们不是搞市场、我们不是搞企业的,我们的研究重点就是新的经济发展和我们制度政策上的冲突和矛盾,我们怎么去调整政策。因此我们综合发展研究院定位做政策研究,争取改变制度,改变政策,使得我们各行各业能够发展的更好,使得我们的科技创新有更快的进步。就是这样一个宗旨,这样一个职责,今天的会议请大家共同来做些研讨,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深入,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包括业内人士,包括专家学者,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听听大家的意见。
  最后说一下今天话题的讨论,关于新经济和旧制度。来的路上我想这件事,你们大家讨论大问题,我说一个小事,新技术、新经济的发展其实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我们体制的方方面面。大家都开车,大家都有手机,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车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放手机,要么是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儿插一个那儿插一个,要么就是拿在手里面,一停车乱七八糟。多少年前我就和一个跨国公司的做车的老总在饭桌上说这件事,你们研究出一个最好的摆手机的方式和最好的摆手机的器件让我们能把手机摆上。他给的回答是,那不行,如果一刹车手机会绷出来,会伤人,他受不了,这就是企业,他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因此他不给你放一个摆手机的地方。政府的管理是不让你在车里用手机,做得到吗?你不让用做得到吗?现在所有的镜头都是大家在车里看手机,做不到的事情定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形同虚设的。然后就产生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放手机,因此可能更坏。当时我问跨国公司的老总,你想想是你设计一个地方手机容易飞起来,能够打人,还是人们自己在车里找个地方放手机容易飞起来,容易打人?他说那倒是。但是他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政府只要一说车里不许打手机,你这个手机要是除了问题也不是政府的责任,大家都在推卸责任,没有实际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蓝牙可以打手机了,它那个地图慢慢也有了,你不用看地图了,但是能做到不看地图吗?滴滴司机谁不看手机?大家不看微信吗?有了地图了,有了蓝牙了,你能阻止大家不看微信吗?这就是新技术和旧体制,原来都不是智能手机,现在是智能手机了,怎么办?就是商家,做车的,消费者,包括像滴滴打车,用线上线下平台的,手机就是平台,几方要坐在一起,大家共同讨论这个问题,制定一个新的制度,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能够都考虑到,各方的责任自己能想到。比如消费者,消费者其实完全有这个能力,只要买车卖车时就手机的问题签署一个责任的契约,如果出了什么事,如果是因为手机要负什么责任,可以让消费者负担。一会儿要讲生物医药,国外的很多都是消费者承担责任,签署这个协议我们就根据制度来做,来推动这方面事情的发展。
  所以要承认现实,然后要思考制度,现实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们的行为方式在不断改变,我们生活的内容在不断改变,我们怎么发展。我想到这么一个小事,但是想想也不想,人人都在做的事情,现在一拍车,里面出现司机,就看司机手里拿一个东西,这是很大的事,涉及到十几亿人的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讨论的事都不是小事,都是涉及到我们的发展,涉及到个人的生活,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非常期待今天上午的论坛能够获得大家的真知灼见,能够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深入下去。谢谢大家。
  郭万达:谢谢樊纲院长,讲了一个小故事,这涉及到从需求出发,而且涉及到很多体制和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这几年研究的时候感受很深刻。下面进入到研讨环节,首先有请阮萌博士,他是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因为我们研究院做了一个报告,请阮萌博士抛砖引玉,先说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请。
  阮萌: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院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就是新经济与旧体制审慎监管下的制度创新。我们的研究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新经济的内涵与特征。我们认为,新经济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全面创新为引领和支撑,以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为主要内容,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形态。新经济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代表先进的方向,变革速度前所未有。二是涉及面广而深,跨界融合广泛深入。三是动态迭代升级时空差异不断扩大。应该看到,我们各国高度重视新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新产业、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和新技术的培育和发展。随着我国创新沿着模仿-跟随-引领的路径向前发展,我们的新经济正在蓬勃兴起,通过大力发展新经济,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第二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新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旧体制机制的制约,在新经济的导入期,新旧经济形态冲突加剧,面对新经济,传统机制显得落后僵化和不宽容,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原有的体制来进行利益博弈。还有就是制度缺失、监管手段滞后以及部门管理碎片化、有限资源分散化等问题,不利于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也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与成长。
  我们课题组从生命健康、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商、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来分析和观察,研究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些领域与传统的体制机制一些冲突和挑战。
  生命健康领域,大家知道生命濠庄娱乐网址与生物技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生命经济成为了我们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和竞争的热点,近年来我们国家大力推进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在基因检测、细胞治疗等领域取得了全球并跑甚至领跑的好成绩。但是,由于与原有体制的冲突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管理上存在着碎片化问题。二是生命健康的新兴领域研发成果转化,整个链条比较长,涉及了很多的部门,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从成果转化全过程和紧迫性出发形成一个管理的协调机制,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成果虽然是“领跑”和“并行”,但是目前转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以细胞治疗为例,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干细胞的再生医学已经列入了国家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而且“十二五”生物规划中也把细胞治疗列进去了,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十三五”国家把细胞治疗列入精准医疗计划以及“十三五”生物产业规划,试图推动研究成果成为一个改善民生的新的增长点。但是监管部门目前来说,免疫细胞治疗只能允许这个成果不断的临床研究。在去年5月份,因为魏则西事件曾经一度叫停,目前来说,临床应用是一直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在2015年的时候,有四个免疫细胞治疗的一类新药申请,历时大概2年多的时间,也被拒了,其中有一个成果还是获得国家科技创新奖的成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果转化。在管理碎片化方面,一个部门不协调,阻碍了生命健康新兴领域的发展。
  第二个是监管的滞后。基因检测和细胞治疗这种新兴领域全球都没有成熟的监管模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积极支持这些新兴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比如美国有创新医疗法案,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应用法规来推进基因检测和免疫细胞治疗的发展。但是我国由于监管的滞后,监管创新落后于技术创新,所以目前我们技术的整体推广应用是逐步的,落后于欧美甚至日韩等发达国家。
  第三个是监管缺失。生命健康新技术领域现在的标准和规范也是没有的,所以导致行业乱象频发。比如生命信息大数据领域,目前就没有安全规范的技术门槛和行业标准,这会造成一些监管的空白,出现资质缺失、质量失控的现象,会影响生命健康的大数据存储、传输、使用、分析的安全性、规范性。如果数据应用不好,可能会对整个产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是资源分散。我们国家目前在重大科技项目上人财物比较分散,采取的是分散、平均和区域照顾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新兴领域没有能够集中领域,使得这些领域的优势不能发挥,转化产业能力的引领地位也会受到威胁。
  分享经济领域:分享经济是基于互联网+的新模式,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商业模式。目前来说,比较典型的分享经济,互联网+交通,旅行,金融等领域。通过互联网叠加,监管对象变得庞大和虚拟,内容快速增长,需要调整监管方式和调整原有的治理模式。分享经济面临的制度制约有六个方面:一是新旧经济利益的冲突,受制于传统经济的抵触,地方对发展分享经济比较谨慎。二是新政策探索改革力度比较小,甚至背离分享经济的要义,以网约车为例,虽然国家对网约车出台了包容和支持政策,但是各地实施时出现的是提高门槛,变相管控,将短时的兼职变长期的劳务协议等等措施,实际违背了分享经济的要义,属于原有的出租车监管的手段和思维。三是私人物品的可经营性和市场准入,这个矛盾也是比较突出的。四是监管机制不适应,存在着一刀切,旧法规生搬硬套的现象。五是监管机制僵化,多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六是容易陷入泛安全化的误区,倒逼政府过度监管,这个是我们分享经济面临的一些冲突和问题。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是从2013年开始的,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互联网金融其实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态势,最后被叫停。有三方面的冲突比较显著:一是目前法律性质不清晰。目前互联网平台的法律定位、经营行为和经营范围不明确,国家层面对平台主要关注的是互联网,没有关注金融,所以导致互联网金融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是一样的办业务,但是并没有承担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责任成本,会有一个政策的套利空间,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隐患。二是监管体系不兼容。我们的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系是分业监管和机构监管为主,但是互联网金融业态很丰富,机构非常多,没有纳入现有监管体系中,在宏观层面风险缓释和化解机制没有建立。所以在监管规则和主体缺位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会带来一些系统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隐患,影响了金融市场持续和社会稳定。三是信用体系不健全。互联网金融实际是互联网加金融的化学反映,依托大数据技术的互联网征信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催化酶的作用。目前我们国家征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央行对商业征信牌照的管理非常严,而且商业征信机构不能介入官方征信体系的。这样的话大数据征信发展十分缓慢,所以影响了互联网金融的科技陈设不足,影响了金融业改革创新的作用,对它的作用发挥也不显著。
  跨境电子商务:目前它已经成为了我国外贸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但是跨境电商和一般贸易来比,它是多品种、小批次、频繁交易,但是原有的外贸监管体系是根据一般贸易流程来设计的,在关检税方面都有冲突。通关领域,由于跨境电商其实有碎片和的特征,进出口申报业务量非常大,现有的监管体制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虽然通过一些互联网手段解决了小批量报关的问题,但是和目前的监管和一些收费冲突也很大。
  再就是检验检疫环节,很多跨境电商是代购的方式,一般可能销售发票是有,原产地证书和检验检疫证书是没有的。很多化妆品和保健品也没有办法在食药总局注册备案,按照一般贸易的方式下,检验检疫的法规是达不到要求的。还要注意的是在结汇和税务方面,现有的政策和跨境电商零售模式的特点也不匹配,造成了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同时要注意现在推进的跨境电商的整体政策的改良,其实是对一般贸易流程设计政策监管制度的改良,总是在各个部门出台相关的政策促进他的发展,有一些内容不一致,与现有法律相矛盾的现象也有。比如进口跨境电商海关监管的试点还存在着实际操作中找不到主体的问题,这是跨境电商面临的问题。
  在新能源领域,新能源发电目前存在着一个比较怪的现象,一方面新能源项目不断上马,但是弃风、弃光现象也比较突出,矛盾很突出。主要是因为:一是电站建设与电网建设的规划、核准及建设不同步。之前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项目的上马都给予了很大力的支持。在国家没有实行规划指标管理前,新能源项目各地都很注重它的上马和安排,没有考虑电力市场和并网条件。现在电网建设与新能源项目建设是难以统筹协调的。二是由于新能源补贴加剧了这个矛盾。由于新能源发电高于传统的发电成本,新能源发电容易受到环境季节的影响,所以一般电网偏向于收购传统发电,因为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国家通过补贴能够弥补新能源发电企业的营利。但是采取这个补贴是以补贴新能源发电价格为手段,一定程度上强迫电网企业为新能源高成本、高风险来买单。电网企业本身有经营和输电的特权,电网企业拥有独家买卖电的特权,他下属电力的调度机构可以直接组织和协调电力系统的运营,实际是垄断的。他从整体的效益出发,肯定是偏向于购买一些传统的火电。其实地方利益保护主义非常大,原有的火电本身占的比重比较高,一般地方政府会选择弃光、弃风来保持火电比例,来保持地方经济增长的稳定。
  新能源补贴是对发电方的补贴,对消费补贴是不足的。电网如果没有外界的激励,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会保证低成本的火电上网率。目前来说,新能源装机容量不断增加,发电量也增加,如果目前没有很好的制度安排,全额收购新能源电量,一般电网企业是不愿意做的。
  这是我们从五个领域分析了新经济与旧制度的冲突。未来要在审慎监管下加强制度创新。第一个方面,我们在理念上要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作为处理新旧经济的利益冲突的政策落脚点。第二个方面,我们在监管上,实际也需要从有利于新经济加快发展出发,完善新经济监管体系,在新经济产业发展来建立先行示范区,在一定区域内对新经济发展和监管制度进行试验,然后取得成绩以后再推广。第三个方面,对部门协调管理方面,主要是针对部门管理碎片化的问题,构建多部门的协调管理机制。第四个方面,聚焦“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推进新经济发展的部门协同机制。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欢迎批评指正。
  郭万达:谢谢阮萌博士,因为内容比较多,她从五个新经济的形态讲了问题,后面讲了对策,这是我们研究院不同领域的研究团队在研究问题,我们很快会成立新能源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能源的问题。最重要的,她主要是对体制有共性的,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至少涉及到十个地方,他五个方面点了十个方面,部门管理的体制,包括规划体制、监管体制,这里面大量讲了监管的问题,资源投入的体制、外汇体制、税收体制、海关检验检疫体制、法律体制、信用体制、产业政策、央地关系、利益体制,至少这十个方面,涉及到很多方面。这些方面其实还远远不够,樊纲院长一开始讲的小故事,那是什么体制,可以归结到法律还是归结到哪儿。
  下面进入到更深入的研讨,先请企业的专家代表,从他们的视角和各个行业的角度来看一看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什么样的挑战。第一位先请滴滴出行副总裁张贝先生演讲。我们知道滴滴出行就是分享经济的一个代表,现在也面临着很多困扰,有很多想法。有请张总。
  张贝:各位专家、领导,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来参加濠庄娱乐综合发展研究院的年会,特别是这个题目,新经济与旧体制,非常有意义。滴滴作为新经济的一个典型代表,对于这个话题也有非常多想说的话。刚才阮博士研究的内容,很多没有点到滴滴的名字,不管讲到新经济的特点,还是关于政府在监管过程中以安全为名义的各种监管等等,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心有戚戚,戚戚焉。”
  我先汇报一下滴滴的现状和实践,然后讲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最后提一些思考的建议。滴滴成立到今天还不到五年时间,我们是2012年6月6日成立,经过四年多将近五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速增长,我们在2015年2月和快滴合并,在2016年的8月并购了优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从出租车的打车软件逐渐成长为涵盖专车、快车、顺风车、代价、公交、巴士、试驾、租车以及企业服务等等多个产品线的一站式出行平台。
  到现在为止,我们有4亿注册用户,每天超过2千万订单,活跃的超过1750万司机。这是总体的描述。作为一种典型的新经济的模式,我们也在思考,我们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之所以这么快速的增长,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是解决哪些痛点的需求。对比来看,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来看,人们出行其实没有享受到非常好的服务,甚至连服务都没有,打车都没有,叫不到车。司机一天到晚也有很多怨气,实际上过的也并不开心,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行业稳定的问题,这也是行业管理部门最头疼的问题,过去是三疏的局面。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首先是供给侧改革的压迫,同时又满足了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并且对经济发展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第一个是解决人民群众打车难的问题。不仅是解决打车难,而且感受到有服务了,过去绕路、拒载是非常普遍的,去年平均的应答率超过了90%,现在在滴滴平台上接单的响应速度平均时间是15秒以内,如果是90秒以上没有司机响应你,我们就给你发券,车到你跟前的时间基本上在4分钟以内,我们的目标希望未来做到3分钟以内,每天我们都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去优化这些东西,让车辆到达你那儿的时间一秒一秒的缩短,我们逐渐实现了3、4分钟车到眼前的目标。
  相比传统出租车行业,我们要做的,价格反映供需,服务反映收入,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其实业内很多人都看得到,只不过在旧的模式下难以实现。就像出租车不能当街砍价的,那个交易成本非常高,所以政府来管制价格,因为政府管制了价格,所以要管控数量,比如我们在招手打车时并不知道这个司机服务是好还是不好,某种程度上是这个行业比较僵化或者没有活力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新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特别是我们觉得为什么中国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就像很多农村电商的情况一样,很多人上网的第一个设备并不是电脑,而是手机。我们移动互联网行业正在实现弯道超车,同样的出行,国外可能有一二十年电话叫车的发展,但是我们跨越了电话叫车的经历,一步就走到了网约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恰恰价格是可以反映公需的,不需要当街拦车砍价,它是可以通过大数据,市场来定价,而且服务是反映收入的。怎么服务反映收入?因为他来自于用户的评价。用户的评价每个司机都非常评价,因为直接和他的收入挂钩,这就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机制。还降低了政府监管的成本,这里列举的只是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的五大安全措施,比如三证验真,司机的身份证、驾驶证、车辆行驶证,这都是和公安部联网验证。其实不止三证,还有手机号,现在也是实名的。还有银行卡,是非常实名的,否则他收不到钱。以及号码保护,就是我们跟司机联系的时候是一个虚拟电话,不用担心你的隐私会泄露出去,以及分享行程,点一下你的家人就可以看到,你的行程在地图上是动态显示的,以后后面很多紧急求助、人像识别,这是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的措施。
  我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政府监管时究竟做些什么,特别是准入门槛之后,政府往往考虑安全和服务,现在我知道的是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把这些司机叫回来,开半天会,或者放一些安全的视频教育等等,这还是做得比较规范的企业。实际上我们未来可以尝试更多的,通过政府和企业合作来尝试给他一个更丰富的手段,比如线上推送安全教育视频,如果他没有看怎么办?还可以线上出一些视频之后的考题让他做,如果不达标我们就不派单了,未来更多是跟企业创新一起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目前实践的效果是,滴滴平台上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相比,事故率大幅下降了40%。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是实现新旧业态的融合,我们并不是奔着颠覆去的,不管不顾的去野蛮生长,实际我们非常乐意和出租车行业一起融合发展。现在出租车也是滴滴的司机,也是滴滴用户,我们最早就是从出租车起家的,我们跟出租车行业引入我们的订单指派、服务分考核,最终实现好服务有好收入这样一个目标,是绝对可能的。我们现在已经尝试在很多城市,北京、濠庄娱乐、丽江等等很多地方,在探索融合发展的尝试。比如我这里列了一个例子,银山车队是北京的一家出租车公司,和我们合作的142名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新的制度下焕发了新的活力,过去偷奸耍滑,绕路才能多挣钱,现在他只要好好的服务,五星考评非常高,达到99%就能有好的收入,每小时的流水收入上涨非常高,空驶率也下降了。特别典型的前八名的驾驶员月流费超过2万元,这也是我们期待和传统出租车行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们现在在就业方面,滴滴平台上超过1750万司机,是2016年年活跃司机,2016年全年有1750万人在滴滴平台上领过钱,当然这里面可以是兼职的,接一单10多块钱的顺风车模式,可能是一个全职的,他一天收入好几百块钱,但是平均来讲,如果从日活跃来讲,我们是207万的日活跃司机,每天平均总平台率160块钱收入。这是关于就业的贡献。
  今天的主题是新经济与旧体制,实际上网约车监管某种程度上不再是旧体制了,我们知道网约车已经出台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还有一些旧体制的影子,相比国家层面的2015年的征求意见稿,在2016年7月出台时做了十多处非常好的修改,原来讲政府指导价或市场价,现在原则上就是市场定价,有非常多好的修改。我们也按照政策的要求,陆续在13个城市获得了许可,并且在给驾驶员、车辆办证。
  讲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各地在制定网约车实施细则时往往对车辆的轴距、排量、价格、车龄等方面做了非常多限制。我列举的四个方面是跟运营安全和环保完全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轴距越长的车就越安全,排量越大的车就越安全。最近有一个视频非常火,王福重先生的节目,就规定车要20万以上才可以做网约车,就像你饿了之后必须到五星级酒店去吃饭一样,非常荒唐,这个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实践上有非常多的例子,可能一个正在好好地做网约车的车,就是轴距短了5厘米就不行,就没有办证的资格,或者排量小一点,甚至典型的是车的价格的问题,同样一种车,因为车是一直降价的,一个旧车买贵了就OK,但是新车买的便宜,刚好过了这个线就不OK了,就没有办证资格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建议回到监管的初心,就是你究竟要管的是什么,安全环保服务,除此之外可能不需要更多的门槛。
  第二个要讲的是实际办证过程中平台许可过程中,到地方都要求我们成立一个分公司,甚至是子公司。实际上在征求意见稿,正式出台稿子中间,都是改过的,原来是分支机构,正式出台后叫服务机构,那我理解中央的政策导向就是你搞个办事处就OK了,这是适应互联网发展的。但是地方执行过程中,县级以上的都可以要求我成立一个分支机构,我们在成立分公司的过程中,需要总公司的工商原件以及法人的身份证,我们的法人坐飞机都没有身份证可用,他的原件正在20几个城市来回寄,我们现在还成立不到区县,县里找我根本做不到。中央已经把权力还给市场,地方在执行时又把它接住了。我理解,这就是增设行政许可条件,我们希望未来以后如果要落地的管理,希望是以省,比如省会、什么计划单列市成立一个分公司,其他的城市设立办事处就OK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驾驶员考试的问题,有一些非常难的考题,比如南京长江大桥是哪年建成的等等,有的还要考本地的语言,还要装一个GPS,车辆上还要再安装一个硬件设备,这个硬件设备标准也是不统一的,地方还有地方的标准,甚至还有一些权力寻租的东西。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出台政策了,下一步我们执行起来将近一年时间,甚至有的城市在出台政策时就说有效期只有一年,比如杭州,实际上这都是非常好的,随着新业态的发展,新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去评估,我们希望对现在的政策有一个效果的评估,包括出现问题能够及时纠正等等。
  我们希望未来政府方面能够营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特别是深化放管服,这是总理特别关心的事情,我们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我们自己当然也会用更多的投入,并且用积极开放的心态和出租车行业融合发展,不断探索新经济的发展模式,为美好出行贡献力量。谢谢。
  郭万达:谢谢张总简明扼要的介绍,实际上还有很多内容,还有很多建议,因为时间关系没法展开了,一会儿有时间还可以再互动。我听了以后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1750万的灵活就业,现在还是碰到很多问题,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我觉得就一句话,把权利还给市场,但是做起来不太容易。下一位有请北科生物的总裁刘沐芸女士演讲,她一直在思考有关的问题,不光是对她的公司,对这个行业,也是对新经济有很多思考。有请。
  刘沐芸:谢谢综合发展研究院的邀请,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命健康领域新经济与旧制度的冲突。题目是:维护公众安全与促进产业发展。先看几则事件,2012年发生在香港大学,发生了一个细胞输入引起的细菌污染的死亡事件。再就是去年在细胞治疗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影响的魏则西事件,导致了我国的细胞治疗当时叫停三个工作日,当时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美国用三个工作日放行了研究,中国用一个工作日就叫停了细胞治疗。
  这两个事件到底是新技术的错吗?是细胞治疗的错吗?错究竟在哪里?这是网上的截屏,他们也在追问,是这个技术本身的错吗?我们再看看,另外是在细胞治疗领域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进步,与临床需求的冲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管理为例,这是90年代规划的管理规范,适用到今天,今天是2017年,当时只规划7个省,并且禁止跨省采集公共库,为大众配型服务。今天细胞治疗的技术发展,包括干细胞研究,再生医学,干细胞是我们未来医疗保健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性来源,现在临床上的需求现状是产后附属物处置权归家庭所有,七个省之外的居民要想保存他的干细胞资源时,权利如何实现?
  今年最新的管理规范规定,医院不得接受非公共库造血干细胞治疗疾病。我们要问,7个省之外的20多个省的居民,当他的疾病治疗需要使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时,他的来源在哪里?非规划区域居民的个人储存、个人用是违法还是不违法?按照现在的新法规。另外卫计委最新规定说不再新增,未来只有这7个省的居民可以享受到细胞资源的保存,也可以享受到当他疾病需要时得到细胞治疗。我们有几个问题,生物科技领域、细胞治疗领域,应该是以技术、质量进行驱动准入,还是以行政力量进行准入为驱动来发展产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技术快速进步、临床需求迫切增长、保健意识日益增长的时候,政策法律法规是保障还是阻碍?我们90年代的政策一直沿用到今天,但是整个细胞治疗发展在临床上的效用已经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认可,包括中国很多实际的治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我们的法规制定者是漠视压制还是培育引导?对新经济向新动能的转化,新经济的形成,新产业的孵化,是漠视压制还是培育引导?
  我们再看看着张图,(图)这是发生在2012年到今天,上面每一张图片都是过去医疗体系上的不治之症,肿瘤、艾滋病、白血病、黑色素瘤,每个疾病在生物科技细胞治疗出来之前都是致死性的疾病,但是今天因为细胞治疗,因为生物科技的进展,过去传统医学上的不治之症,现在都变成了可以管理的慢性疾病,每一个图片都是细胞治疗,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引发的医学奇迹,所以我们要追问,为什么细胞治疗在美国重大突破,在北科生物过去的治疗历史上也是重大突破,为什么在中国就成了魏则西事件,导致了整个行业的停滞发展。这是需要追问的,今天的新经济与旧制度。
  提几个建议,我们怎么规范,细胞治疗本身没有错,但是用在错误的地方或者错误的管理,可能就会出错。所以我们首先要厘清产业链,我们要看到,黄色的这时候是不应该出现的,我们现代现行的法规里面只规定了细胞库和区域细胞置备中心,包括临床机构的规范,但是我们缺乏了第三方的质检平台,黄色的部分质检平台,任何用到人的身上的,并不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需要接受监管,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和滴滴出行不一样。我们用到人的身上,关键的环节是不可以缺失的,任何用到人的身上的细胞治疗和药物一定要经过第三方的质量认证,之前发生的两个死亡事件是因为过去的监管是一味缺乏了正确濠庄娱乐网址的管理,没有认清产业链环节。
    我们还要厘清新技术特点,找准关键控制点。现行法律法规的体系,是针对化学药的,化学药的特点是稳定的化学结构,单把点、单通道,可以预见的药代动力学,但是细胞治疗为什么有效,它是活的细胞,它是活细胞特性,是会跟你的微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美国已经根据细胞治疗的特点修改了临床研究的整个评价体系,但是现在中国还在用化学药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个活细胞多靶点、多通路、与微环境相互作用。经常会听到老师说这个作用机制是什么,因为细胞治疗的作用机制和化学药完全不同,是多靶点、多通路。我们在实验室看到,细胞输进去以后,患者的体内环境有500多项靶点测序,500多个上调表达,几百个蛋白下调,按照过去的传统,我们是没办法讲得很清楚机理机制,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看得到临床一定是用到人身伤,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再就是新技术的推广基本的技术门槛,这个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要用到人的身上,中国的医疗行业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监管部门很多政策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不是为了这个产业,不是真正为了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我们还是要设置基本的准入门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医院,他会说我自己的医院也会生产细胞,可是他的医院就是几十平方的地方,说这个地方可以生产细胞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场地、人员、硬件、软件,要设立一个行业的基本准入门槛,包括滴滴的司机,要考试,基本的安全尝试不具备是不可以接单的,细胞治疗也是这样。
  另外还有基本的参数,很多人看到干细胞什么都可以治,干细胞首先有正确的命名方法,很多人问,干细胞是不是可以美容,干细胞是不是可以抗衰老,是不是可以让我更强壮,其实干细胞是很大一类,就像抗生素一样,里面有青霉素、链霉素、头孢菌素,它的命名方法,所以大家一旦看到,当未来有人向你推荐干细胞时,要看是不是符合濠庄娱乐网址规律,首先的正确命名方法,第一个词一定是物种来源,是羊来源还是人来源还是兔来源,第二个是组织来源,它是这个物种的哪一个组织来源,再就是什么细胞类型,因为有很多种细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和效率的濠庄娱乐网址支撑。在生物科技里面,很多检测技术和评价方法都可以用到来提高我们监管效率。
  我们过去的评价路径,细胞一定是濠庄娱乐网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右边的这一条,(图)这是过去传统化学药的评价路径,今天因为细胞治疗,基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上其实可以进行同行评议,可以组织小规模的临床研究,这样的数据可以确认它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进一步放大评价,然后上市。红色的是禁止的,目前在我国因为监管乏力,红色目前在我国是大量存在的,对我们的濠庄娱乐网址发展,数据说话的细胞治疗公司来说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市场环境非常不好。
  因为我们是临床医学,不实际应用的话,新经济、新技术不在实际中进行运行永远没有办法发现有哪些缺陷和致命的问题。我们建议用新技术城市社会实验室,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几个区分,我们可以区分中末期的患者与普通疾病的患者,对末期肿瘤的病人,他可能疗效是优先的,因为他可能没有明天了,这个事可以鼓励他尝试新的技术,把恶性的疾病变成可以管理的慢性病。特殊人群,育龄的妇女和儿童是安全性优先,再就是区分临床按照和先行先试。我们还要区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和病急乱投医,一旦禁止,可是需求在这儿,不让开车打电话,影视剧里面看到的都是打电话的,这是阻挡不住的,一定要区分病人自主的选择权,他内在的需求和病急乱投医。另外是未经批复不等于没有效。临床路径与医生在临床实践中的随机应变能力,这个是要区分的。
  有濠庄娱乐网址的前提,安全性和有效性,法律保障,厘清责任,建立补偿机制,在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发现的副反应,临床机制是什么,要厘清医生和病人的责任,医生要有医德,患者也要有患德,病人也要尊重濠庄娱乐网址。再就是伦理审核,就是保障程序合法、动机正义,要区分病人自主选择和病急乱投医的区别,为新技术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数据、监管路径、伦理评估和法律法规。我们希望形成一个新经济与旧制度良性互动的监管生态,治病救人与遵纪守法是和谐统一的,维护公众健康与促进产业发展也是统一体,新技术的驱动,新技术驱动法规的适应性调整,而不是行政的准入和监管。
  最后,技术进步是以人的健康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的设置是为它的目标实现提供保障而不是阻碍。谢谢。
  郭万达:谢谢刘总裁精彩的演讲,我们平时跟她也讨论,因为她很专业,我们就懵了,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法律。一开始讲到魏则西事件,就是新,新经济领域的黑天鹅一样,一下就管死了。她提出来我们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也是很多行业出现的问题,在新经济领域尤其突出,最后她给出了很多的想法,我们也消化消化,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哪些属于法律问题,哪些是伦理问题,哪些是部门管理方式问题,我们还需要和刘博士探讨,把问题理出来,形成监管生态,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谢谢。下面请第三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部副总裁郑志彬先生。
    郑志彬:谢谢综合发展研究院邀请我来和大家共享我们在数字经济的一些想法,很荣幸,尊敬的项部长、樊院长。我们的主题叫新经济时代下政府创新治理的思考。
  我这几年长期跟政府打交道,因为做智慧城市。为什么谈新经济,因为新经济和华为也有关系,它确实是基于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的很多因素带来的。所以从我们来看,我们认为新经济实际上有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生产关系的重构,包括今天的共享经济,包括众包合作,因为很多人找工作都通过网上来找,像猪八戒网,在家里就有工作了,当然也有网络协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经济的核心驱动因素还是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革命,因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都是近五年、十年出来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讲新经济产生的核心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年底,总书记在36次集体会议中讲,他讲:“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技术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应该以信息化来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来培育新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新经济的出现,这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传统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有很大变化。
  我想说一个例子,因为谈到这个话题,我去年年底正好和广东省经信委的总工一起开会,他谈到广东省这几年进出口贸易下降很快,但是他讲,多亏物联网,多亏电商帮了我。所以基于他的说法,广东省近三年的外贸进出口确实在不断下降,但是反过来可以看到,跨境电商每年以50%的增速在支撑整个贸易的增长,我们看到新经济带来的动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信息化百人会做的研究报告,他指出在2016年我们国家数字经济已经占比30%,可能这个数有人有疑义,但是它有很多说法,无论如何,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这种算法,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增速实际远远比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会增长更快。
  有一个题外话,现在在信息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这三个重要的社会都是由国家重要的几个人主导的,一个是每年的互联网大会,前网信办主任鲁炜,第二年习总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另外一个是大数据博览会,下周是第三届大数据博览会,李克强总理去年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三个是物联网大会,是江苏省省委书记李强,他去年到了江苏省之后做的一个大会。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这些省委书记甚至于未来的政治局委员会这么重视,也是看到了未来数字化、数字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现在新经济的出现有很多挑战,我想讲三个小故事,一个是共享专车、共享单车,尤其是今年共享自行车的出现,给城市的治理带来很多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共享电动车,共享电动车可能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今天已经出现了,就是因为监管的问题,马上被叫停。如果你们到健翔桥旁边,那边有一个停车棚,那边有100多辆电动自行车停在那边。因为涉及到监管的问题,所以上不了路。第二个问题,我前天在大理的时候,大理的市长就跟我谈了个问题,现在洱海治理的好,洱海周边有很多民宿,有很多小旅馆,现在这些小旅馆大家去住宿都是通过网上自己定,通过互联网工具,通过携程、同城等等去定,但是政府有个问题,就是住宿它收不到税,而每年政府治理洱海周边的环境要投几十个亿,所以政府认为很委屈。老百姓有钱,但是他就觉得这波人,他们这些人挣的钱,我花那么多钱去做治理,但是这些人没有投入钱帮我一起治理,当然今年已经有了变化。在洱海周边的很多民宿他已经开始进行管理,但也带来新的问题,尽管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希望老百姓有义务帮助我治理环境。
  第三个问题我不多讲,P2P出来之后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都是新经济发展、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我们在管理政策上怎么考虑。我想以案例的模式讲讲新经济时代政府如何考虑,包括一些国外的案例。
  案例一:现在政府在面向老百姓的服务方面做了很多创新,2014年这种创新打破了部门公权的垄断,以前办事情都要花钱求人,现在通过这些模式我们不用去求人了,最早是2014年滨海新区成立了行政审批区,克强总理去了。把200多项审批事项归到一个部门,以前要盖90多个公章,现在用一枚公章,当然现在在很多省已经按照这种模式去做了。再往后面发展就不用盖公章了,今年我们国办重点在推“一号一窗一网”,以后老百姓办事情,比如办房产证、身份证,甚至办小孩入学不用到那边去,只要在网上提交必要的信息就可以办好,然后让你什么时候去取。我们有很多案例,怎么样让老百姓一个月办的事情现在2个小时就办了。核心就是把很多部门的权利和利益打掉了,真的实现了如何让信息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案例二:大家知道高铁是中国非常伟大的成就,我们在中国可以把高铁像坐公交车一样乘坐,我从潍坊回到北京,直接的车票定不到,从潍坊定到淄博,淄博到济南,济南到北京,整个路程花的时间可能比直接到多了半个小时,非常方便。方便的背后有基于云计算的售票平台,因为有了云才会有几百万个人同时订票。我们通过手机APP可以随时通过手机订票,当然也通过中国高度发达的高铁,我们现在比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更加发达,高铁发达,用起来也方便。
  案例三:2015年北京金融工作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用大数据重塑金融监管。就是通过大数据的模型,去考虑合规指数,考虑收益率偏高,考虑你的传播率以及投诉率,融资的特征值,做了一个大数据模型。2015年4月份,它叫“冒烟”指数,60分以下是金融监管,60分-80分公安局就会介入,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月就排查出来10多家P2P机构,涉及金额17个亿,涉及人数4千多万。通过新技术的引用,也能支撑新的信息管理。
  案例四:纽约针对共享租屋,纽约去年制定了一些法律,如果不到30天就不允许互联网共享租屋能够使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分别针对于这些新型的网上的共享租屋出台了一些规定。
  案例五:在新形的技术下,美国很多国家也在考虑,如何通过新型的工具参与到政府的管理当中。我们看到的纽约市,他们发布了一个市民平台,老百姓可以去选择,他们也有政府出台的共享单车,由老百姓在地图上提出建议,通过大数据模型进行多维分析,最后他会确定真正的公共自行车租赁应该在哪里设置停放地点。波士顿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大雪很大,他希望发动老百姓来认领消防拴,因为一有大雪就把消防拴淹没了,每年下大雪的时候老百姓就会自己来,把雪清扫,公共设施就能够露出来,这样发生问题时能够快速解决。
  最后我提出几个问题,大数据环境下,大家都讲大数据是食油,我们如何解决法律的问题,如何解决隐私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去考虑的。我们利用新技术,政府如何连接民众,真正发挥群体的智慧来共享共治。新经济环境下,我们有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出现,我们如何在政策上适应新商业模式的发展。这是我整个的考虑。谢谢大家。
  郭万达:谢谢郑总,是一个很系统的思考,对数字经济、新经济带来的转化、动能,特别是从技术的角度、大数据的角度,给政府治理创新提出了系统的意见,谢谢。下面请来自濠庄娱乐前海产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佳韵先生演讲。
  董佳韵:尊敬的各位领导,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中国在公共采购领域中有两部法律,一部是招投标法,一部是政府采购法。整个在公共采购领域,大概2011年政府在这上面的投资20多万亿,围绕这两部法律我们做一些思考和互联网的方式,给大家做汇报。
  我们只谈招投标法,招投标领域我们不去管,因为整个公共采购三块,一个是招投标指的是工程,第二个是指货物和服务,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是由政府采购法进行管理的。招投标法管理的工程部分今天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内,我们只探讨政府采购的领域。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政府采购领域存在一些问题,其实在政府主导的采购,或者说公共采购领域,是一种叫做重过程轻结果的管理思路,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工程会出问题,但是过程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但是结果看来并不是很好,这里面会有一些管理上的、制度上的缺陷。
  我们同时也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投标的现象,违标的现象。在评标为有一个倾向性,这个倾向性源自于在跟政府采购合作的供应商中,由于我们支持的专业或者历史经验来看,这家中标商对我们服务很好,所以希望他进来继续做这件事,从管理水平角度来说,今天可以解决,以往不太能解决。在整个流程中会有评审专家,这种评审专家的考核机制相对来说是比较静态的,没有做动态的管理。同时,在专业度层面的监督上相对缺乏,参与了整个政府采购中,有一个第三方叫招投标机构的选择,在选择时现在很多地方用抽签的方式,摇号的方式,就是说良币和劣币放在一起,做的好和做的不好放在一块,大家靠运气,谁来承接政府采购这个活儿,它缺乏依据。这是目前的关于政府采购中管理的旧的机制。
  存在的根源有四大块,对于政府负责采购来看,人员是变动的,负责采购的对专业熟悉程度、法规熟悉程度,可能刚刚熟悉,因为工作调动就不会在这个岗位上持续去做,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第二个是预算,政府在采购预算过程中其实没有参考的数据,同样一件事情,在去采购时我们会看到很好玩的事情,在一个地方采购的U盘可能100块,在外一个地方采购的可能是1千块,没有一个基础支撑,采购预算也是缺乏参考数据。对于承接政府采购的第三方机构、社会机构,政府采购的招标代理机构,这种代理机构是完全市场化的,但是对于它来说没有评价的第三方平台,往往是政府自己制定一件事情,根据他承接了我多少活儿来做了一个前一百名的排名,叫一百强或者一百大,但是没有对在承接政府采购招投标的过程中,比如业主方,比如最终的供应商,包括被投诉的情况,综合的数据分析和结果,没有根据这个来,而只是根据做的量的多少做这个事情。
  还有政府的评标专家,现在政府的专家,专家库更新很滞后,现在很多新的产业,专家知识的水平更新也不见得能跟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看,也会影响我们对采购评标的专业性。对评标专家来说,他没有一个可追溯的考核依据,专家受制于业主的倾向于,同样一个工程,同样做投标时,会在这次投标时给70分,另外一次投标时给90分,这种行为是没有办法可以追溯的。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建一个数据源,包括政府采购过程中会有几个数据源,一是招标的公告,各地政府,包括省级、县级、区级、街道办,这种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中标的公告,投标的文件,成交的合同书,甚至包括行政处罚书,就是指对招投标代理公司会有行政处罚的书,这几大数据,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工商数据,我们不谈,我们只谈这个里面,这个数据是对整个政府采购招投标行业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个是建数据源。
  第二是实现阳光采购,要有一个基本模式,流程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基于大数据的循原,国外有一个平台叫Arba(英文01:29:34),可能在座的各位多多少少会了解,是基于循原技术,就是从一开始看一件事情,从采购方案的选择就开始帮你介入,通过大数据历史数据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数据的循原能力会提供解决方案,当政府确定采购时,采购的解决方案首先通过历史数据建立起来。第二个是通过政府采购的需求,会给你提供一个所谓的智能推荐,今天都是可以实现的事情。后面可以看到,在选择代理机构时仍然可以选择代理,不要靠抽签的方式,可以根据综合评价体系,看他在这个领域是否专业选择代理机构,而不是用抽签、免责的方式,选择这家代理机构,他做的结果最终和我没有关系,这么多人选出来的,不是我的定的,但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玩法,实际上可以评估这个代理机构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干好。
  包括项目公告,这是政府完全可以做的事情。今天可以做电子竞价的平台,在互联网上用电子竞价,我们叫返乡竞卖的平台实现招投标的过程,完全是公开透明的,每次报价痕迹都是全网追溯的。这时候再抽取评标的专家时,对一个专家我们也有一个评价体系,我们本身也应该建立一个,专家是为政府服务的,利用专业知识为政府服务的,也应该有一个评价机制,然后抽取,你有专业性的维度,评价的分数都是有的。这是一个完全的线下过程,包括线上的结合,完全可以实现在公共领域部分的政府采购领域,我们可以实现用数据循原的方式,用互联网的方式,用大数据的讯圆平台,完全可以实现阳光采购的模式。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问题和建议,目前政府的采购,往往各地政府以自己的采购中心来做,订单的开放程度不够高,往往是自己的事业单位或者采购中心做这件事情。第三方的电商平台基本上不可能获取。
  数据源头来看,没有统一的标准,关于公共采购领域,大概一年又20多万亿的采购,我们的数据源头没有统一标准,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我们想做这件事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用爬虫的技术,自己形成数据模块,这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爬出来的数据标准化不一定认可,所以这是个问题,我们后面有相关的建议。
  同时还有行业的资质,招投标领域还有行业资质的问题,资质有很多部门,供应商能否做到。我们看到无法快速查询行业中的标准。我们有四个建议:法律滞后我们不谈太多,两个法律已经在指导,其实做得很好了。用电商的方式解决,可以相应配套。二是建议政府把订单源信息开放。促进政府采购的完全市场化。三是要统一数据,开放数据库和数据源头标准,包括中标公告、中标合同,这对于后面会形成智能推荐有重要作用,企业做这件事情是很辛苦的。四是统一的接口,对接发布行业的资质证书,方便用户查询投标行业的标准。这是针对政府采购领域我们的一些思考和建议。谢谢。
  郭万达:谢谢董总,他是一个做采购招标的,用互联网来解决政府采购中的问题,而且是站在公共政策的视角来看,没有太多讲公司的情况。四位企业代表的演讲嘉宾都是从行业来说,结合自己的行业,思考的都是新经济与旧体制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走还没来得及太多去介绍自己的企业,其实自家企业都是行业的代表,而且都是很有实力的。我们也提醒他们别做广告,更多思考公共问题,所以这方面他们说的少一点,但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代表。现在还有十分钟,请四位演讲嘉宾上台,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和评论,抓紧时间和演讲嘉宾互动。
  提问:我问一下刘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实践我是比较困惑的。这是一个问题。郑总讲数字经济占GDP的30%,我表示怀疑,不必把它说得那么重,也别把领导开会看的那么重。行政审批局也不要估价太高。最后,阳光采购,我建议主要是加强人大对政府监督。
  刘沐芸:因为我们是做生命濠庄娱乐网址的,包括生物科技,因为是和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新技术,在生命健康领域,如果不在人的身上进行测试,或者安全性、有效性的测试,都是没有意义的。过去新药的评价都是用动物模型,临床前研究,动物模型安全性、有效性都非常好,但是一上到一期的时候大部分都失败了。在特定的情况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细胞治疗、细胞生物学、干细胞、再生医学的发展,新药研发的过程中很多采用了人的细胞系来建立组织器官的模拟,像肝细胞、心肌细胞测试安全性,然后用细胞系培育疾病的模型,来测试它的有效性。这样会更接近人的真实环境安全性、有效性测试,会大大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生命濠庄娱乐网址和生物科技也需要在和人相关的细胞的模型上进行安全性、有效性测试,才真正知道是不是创新性突破。
  郑志彬:刚才提到数字经济30%,那个数字我们也在打个问号,因为那是我们去年信息化百人会,工信部的安筱鹏司长牵头,包括国信中心、网信办、电信研究院一些专家做的研究,我会上也讲了,那个绝对数字不用看,因为算法涉及到美国、欧洲的一些算法是一样的,我们看增长率,中国确实在数字经济的增长率方面,尤其是重视程度方面,我们会比发达国家走得更快。所以我觉得我们去看相对的。
  我自己跑的城市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看到了现在的政府,不管是真的假的,但实实在在,是想为老百姓做事情,行政审批局,如果到各个省去看,确实很多,也许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政府是真心实意想给老百姓做事,这些是真的动作,不是假的动作,真是把很多部门的利益打掉了。
  郭万达: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评论?
  提问:我想提个问题,因为新经济从美国的90年代提出来,今天讲的新经济和90年代有什么区别?因为有两个主要的概念,新经济和旧体制,究竟什么是新经济,刚才华为的领导讲的很好,生产关系、生产要素的重构,现在大家什么都往新经济的篮子里放,请专家们进一步明确一下,让大家更好的厘清这个关系。
  郭万达:关于新经济的范围是什么,张总有什么高见。
  张贝:刚才郑总已经讲的很好了,一开始研究报告中也讲了新经济的几个特点,我是非常认可的,比如新经济代表先进的发展方向,是多种要素的整合等等。之所以新,我是没有能力在这里下一个定义的,这个问题我想过,新经济与旧制度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就今天探讨的主题而言,可能我们只需要关注它和旧制度不适应的地方就OK了,就不用严格界定什么叫新经济。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新业态的分享经济模式的新型劳动关系,显然和旧制度的传统劳动法界定是不相适应的,但这就是新的业态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用更有活力,或者叫更加灵活,其实最终体现在人的自由发展,这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概念非常广泛,我没有能力定义,但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新经济和旧体制,比如纳税的问题,还有分享经济等等面临的一系列新的东西,也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方向。
  董佳韵:所谓的新旧大家都在谈,我们是做企业的没有想新和旧。我们在想,当下用什么新的技术手段来做一些生意,或者说做一些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出新的矛盾或者是新的营利方式,仅此而已。我没有太多去想,比如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想把传统的政府招投标通过传统的WEB1.0的形式,通过信息发布,我们可否用电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让社会的匹配,让信息变得更加匹配,这两个之间不存在我们来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来改变政府的招投标,不是,我们为什么做政府招投标,因为想给中小企业多一点订单,现在中小企业生意难做。公共采购在任何一个国家来看,就是要让中小企业有活路,要培育有能力、有潜质的中小企业能够活得更长一点。以前是传统的信息展示来做,中间可能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方式陈旧了,我们今天用电商的方式,用B2B的方式,用电子商务的方式可能把里面的流程优化了,可能把这里面的效率变得更高了,可能把这里面的某些曾经因为管理不到位的地方,通过电商的方式变得管理到位了。我的思考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做买卖的,没有太多新和旧的概念。
  郑志彬:我觉得樊院长在,应该请樊院长来讲。
  樊纲:我们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在讨论,到底用什么词。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新技术,还有是新业态,我个人从90年代就批判所谓新经济概念,我们作为经济学者,不承认有什么新的经济。还是那套规律,还是要赚钱,还是要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也不会说经济危机就没了,不会的。确实我们看到,新的技术进步带来了很多新的业态,新的经济活动,像平台打车这些事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手机的功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人的生活方方面面带来了很多冲击,很多旧的体制发生了冲突,新经济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我们先把新的东西装在这儿,至于我们下一步究竟用哪个词更精确、更准确,新技术好、新业态好,我们可以再讨论。今天开这个会也是为了这个讨论,  我们全当这个词概括了这些东西,概括了我们各个产业发展的新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才能确定真正的冲突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才能找到更好的词。
  提问:旧体制这个词我觉得旧可以改一下,改成现在的现,现体制。因为我不知道民国算不算旧体制。
  郭万达:我们这一节开了个场,一会儿还有很多专家,大家还会围绕这个问题继续讨论。对四位讲者精彩的演讲和刚才的互动表示感谢,谢谢。
  (茶歇)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回到会议现场。现在进入到今天会议的第二个环节,有请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
  曹远征:谢谢,非常高兴让我来主持,欢迎大家回到会场。我们做经学研究,通常会说两个字,用英文说一个叫system,一个叫institution,中文翻译成体制,一个叫制度。制度是做一个事情的规矩,更是微观层次的,行业、产业、企业,规矩有正式的、非正式的,正式的是明文规定的,非正式的是约定俗成的。体制更多被理解为这些制度的总和,它变化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会有系统性的特征,比如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以短缺为代表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转型制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讨论更多涉及制度问题,这一节更多涉及体制问题。首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吕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以及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请他们发表看法,首先有请吕薇。
  吕薇: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今天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因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来加强改进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监管,所以我们今天刚好符合这方面的要求。刚才听了各位企业家和深研院做的研究报告,我觉得对我有非常多的启发。我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有的一些体会,因为我们是搞创新研究,创新研究必然要涉及到一些新的产业发展,如何让这些创新的成果顺利的进入市场,涉及到今天讨论的题目。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发展新经济需要创新治理方式,实际也包括我们的治理思维。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新动能,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发展新经济、培训新动能。刚才有人提出来什么叫新经济,我理解目前我们所讲的新经济的特点是以新的技术来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动生产组织模式转变,消费升级,体制改革,来推进经济的增长,成为新的增长动能。目前全球新技术变革加速了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介绍的这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层出不穷,同时还包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利用新技术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根据财新测算的新经济指数,2016年我国的新经济指数平均超过3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0.5%,高于工业平均增长的4个百分点还多。
  这次新经济特别要提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比如互联网技术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包括降低了消费者消费的成本。但是有一点,比如电子商务改变了产业组织,使一家一户的小企业能够面临全国的大市场,甚至国际的大市场。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技术扩散的效果比较明显,新经济发展模式我体会有三种模式:一是市场力量的推动。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BAT,包括共享单车迅速发展,这在消费领域中比较突出。二是政府重点支持,包括高铁、风电、太阳能等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三是政府推动与市场选择相结合,比如政府提供平台,市场风险投资跟上,创新创业。2016年,创业每天新增注册企业是1.5万家,在新经济的情况下,传统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经济的发展。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关于新经济的特点,每行每业都有它的特点,有一些基本规则是可以遵循的: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根据新经济的特点,尊重规律,实现治理思维和方式的转变。二是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先准入后规范,不能用传统的管理办法去制约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发展。三是要有效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由市场选择、行业自律。刚才听到了各位讲的,还有一个是消费者的自愿,有这些原则是可以遵循的。中国现在创新能力已经从过去的全面跟踪转向了追赶、部分同行、少数进入世界前沿,在创新能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技术追赶的时期,我们可以通过规划和计划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因为市场和技术是确定的,是已知的、成熟的。但是在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方面,市场和技术都是不成熟的,技术变化很快,要更多的发挥市场选择的作用。政府重点支持前期研发、早期用户和示范,在国际上实际有很多政府在这个阶段去选择技术的失败案例,比如高清晰度电视,日本政府就事先选择支持了模拟技术,但是实际最后美国的数字电视占了上风。包括苹果手机,一年之内就使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败下阵来,所以新的技术很难由政府来选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要应该发挥的作用是在市场适应的使领域发挥作用。一是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国家重要战略领域要加大投入。还有一个是公共服务平台要加大服务,因为公共服务平台的溢出效应是很高的,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这都是些基本的原则。同时政府要加强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比如PPP方式建设科技合作平台,美国的先进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就是政府和企业、大专院校合作来办。另外,我们现在的BAT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建设,互联网的建设我们国家做了大量的投入,包括美国也在做互联网投入。
  第三方面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使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能够公平的竞争,公平的获得创新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监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已经提出来要简政放权,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效率,降低制度性的成本。第一条是要放开市场准入,更多发挥标准的作用,比如环境、安全、质量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标准,而不是行政规定。刚才医疗方面也讲了,有一些新技术可能还要加强道德方面的、伦理方面的,特别是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等等方面,同时要公平执法。第二条是适应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濠庄娱乐网址制定和动态调整标准,制定标准主体要多元化,最近标准化的法的修改已经提出来,我们要实行政府强制性标准,政府的推荐性标准,联盟标准,企业标准,所以在标准方面我们要进行改进。三是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新业态要开放包容,允许先行先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动态调整监管的措施,不能过早利用现行制度管卡关,比如刚才讲的干细胞的问题,包括滴滴打车的问题。
  四是发挥平台的监督作用,要增强平台的治理责任。最近有一些法律增加了平台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还很不够,比如消费者保护法,即将出台的电子商务法,还有已经出台的网络安全法等等,这里面都加强了网络平台对个人信息保护,对诚信,甚至对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刚才讲到的滴滴打车,既然有消费者采用你的服务,实际上就和消费者,和汽车提供者形成了三方的契约,你就要保证消费者的安全,主要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来管理。同时,现在有一些平台做的很大,我们也要防止平台的垄断。
  最后一条是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包括行业自律,第三方评估,刚才讲到要发挥大数据、新技术的作用,怎么样听取群众的意见。
  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力的转型升级,教育制度、职业资质认证方面,我们也要进行改革,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转型升级,新经济的发展就会被拖后腿。谢谢大家。
  曹远征:谢谢吕薇部长,她讲的新经济需要体制,新体制需要新思维,新思维最终是归市场所有,其中人力资本也是很重要的,教育体制改革因此也被纳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下面请薛兆丰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薛兆丰:各位早上好,今天受濠庄娱乐综合开发研究院的要求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特别高兴,因为濠庄娱乐综合开发研究院二十年前我就去过,当时去的时候有一个大的招牌,写着“中国脑库”,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当时出租车司机问这里是不是放大脑的,是不是一个医院,后来去也容易了,因为一说脑库,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在哪里。那时候我就认识郭博士,樊纲院长也是咱们国发院的教授,所以咱们是同事,特别高兴20年后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今天我们讲旧体制、新经济,我想讲的主题是共赢,而不是双输。我们讲滴滴、讲网约车,出租车是需要管制的,出租车的管制有史以来就进行管制,在300多年前,在1654年,最早伦敦开始有出租马车的时候,政府就开始管制了,一直到今天,管制是必须的。为什么必须?因为背后有一个道理,我们的很多商业靠商誉,靠经营的很好,有口碑,大家知道这个商店,一个餐厅东西好吃,物美价廉,我们就回去,不需要准入,不需要数量管制,也不需要价格管制,这个市场机制就可以发挥的很好。但是出租车不行,因为一个餐厅好不好可以回去找到那个餐厅,但是北京有6万台出租车,上一台不好,对这个司机有意见,下一次再碰到他的机会是0。这个时候就需要管制,所以管制的逻辑从300多年前开始就存在。
  要管制什么?一个是挑客,出租车司机挑肥拣瘦,这一点不行,因为很多乘出租车的是外地来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情况,不能挑客,这个政府要加以管制。二是路线,绕路,外地人不知道路线,路线要管制。资费涨跌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醒目的列在出租车车上,世界各地的出租车都有很多标准,哪怕是复杂的,半夜怎么收费,收费标准是很清楚的。当然还有安全和其他,所以管出租车这个逻辑360多年了,没变。
  今天新的技术把这些都改变了,滴滴的技术,挑客的问题不存在了,中央统一派单了,路线的问题全程监管了,以前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同,今天完全在掌控之中了。资费的问题,随行就市的波动,标准是统一的,不是说资费最后要付多少钱统一,而是算法的标准是统一的。大家心服口服,不需要按以前的协同方式,以前的协同方式非常僵化,到了11点以后或者出了城,就一两个规则,不能再复杂了,再复杂就看不懂了,但今天可以随时调整。安全的问题,比以前安全多了,上了车以后,在车里落下什么东西,现在人能够扫脸,司机是谁,能够评分,所有这些以前都是做不到的,这些都做到了。意味着我们看到一个机会,看到一个可能,而且正在实现,已经实现,就是原来的监管逻辑,原来监管的基础正在瓦解,不需要用旧的方式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原来监管非常牢固,几百年的,瓦解了。
  第二点是各种矛盾在新的技术出现以后就有得有失,这当中有冲击,这都可以理解,原来的监管部门站在出租车司机的一方,替他们着想,怕他们利益受损,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滴滴已经兴起来了,没有谁没坐过滴滴了,没有谁没坐过网约车,没有谁没尝过当中的好处,这时候看利益冲突的秤,秤砣的另外一方要重视,原来的出租车司机是既得利益者,现在乘过网约车的人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你在权衡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的时候就得重新权衡,特别是到冬天、下雨,天气恶劣的时候,下上班高峰的时候,这时候要权衡,人家已经尝过甜头了,不是纯粹讲道理的问题了。有一些数据融合了,饼有那么大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好,出租车司机情况也会变好的,这是我一直主张的,就是不要讲理,讲数,说当时是怎么样的,车牌、份子钱多少,讲理讲不通,讲数可以,你是不是双赢了,是不是收入增加了,找一个利益的平衡点。过去的监管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安全,可能把数量管住,价格管住,政府指导价,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今天听张贝院长和其他演讲者的介绍,新的车出来以后,承担了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除了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以外,还解决了绿色出行的问题,每个大汽车公司都有计算量,他们的车卖出去以后行驶的里程数是多少,滴滴上去他们买来的车行驶里程数就下去,绿色出行。
  当然,还有其他的功能,社会安全的问题,芝加哥有了网约车以后治安都变好了,因为好多人多了一个就业的机会,边缘上的人找到一个缓冲的空间,能够增加收入的空间。还有涨跌,峰和谷之间定一个合适的出租车量,这是永远达不到的,因为峰和谷的区别很大,共享经济的方式可以解决。
  最后要说,管理基础、矛盾、目标现在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理解的新技术或者新经济和旧体制,刚才那位提问的先生提的建议非常好,现体制之间的冲突是应该可以解决的,这是我建议的一些目标。在监管当中是要分级,按各方的知识、能力和积极性来分级监管,不能把责任落到根本负不起责任的一方,比如让政府来负责,来定车的轴距,轴距大一点概率上是安全一点,但是因此而减少的交易量你负责吗?或者达到轴距要求的车,如果再出了问题你负责吗?你都不负责,你为什么要定这个规则?前面演讲者讲跨境电商化妆品的管制,规定化妆品一定要在国外卖了一年以上才能进中国,很多化妆品,比如美白的,在欧洲就不卖,白人不用美白,怎么可能卖一年?一年之后产品都更新了,你下这个规定阻止人家进来,你能负责吗?这个产品一年之后出了事你负责吗?不负责。不负责就不应该有这个权利,应该分级监管,谁监管的能力更强,谁监管的知识更强,谁监管的积极性更强,让他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在安全问题上,在资费问题上,在路线问题上,我认为平台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他们的积极性要比其他各方好很多,所以应该适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权利,就是说更大的自由度。谢谢大家。
  曹远征:谢谢薛教授,我们知道北大国发院曾经在中国的出租车规定中作出了很多贡献,他的发言很重要,他讲了监管问题,为什么要监管,我们知道这是外部性,有外部性所以要监管,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更加对称化,监管的体制也应该发生变化,特特别建议到,监管是根据能力可以分层,而且很多监管的责任也可以由市场的自律组织或者是市场主体来承担,而不必完全由政府承担,这是个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叫共赢,而不是双输。下一位是张占斌教授,他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首先,借这个机会向樊纲先生带领的中国濠庄娱乐综合开发研究院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我今天参加这个会非常有收获,大家发言时间很短,但信息量很大,而且讨论的是前沿问题。打个比方,是讨论枪声最激烈的地方的事情,很有意义。发展新经济,对我们国家来讲,现在意义十分重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对我们来说,对整个新动能的培育,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意义都十分重大。
  正因为发展新经济意义重大,也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的来看,我们这些年由于新旧动能转换,我们在创新驱动能力方面还相对较弱,新经济相关的制度供给,创新上还是不足。另外,监管的模式也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趋势。怎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加快发展新经济,带领中国走出一轮新的经济发展方位,意义十分重大。
  最近我看网上“一带一路”的青年评出了新四大发明,一个是高铁、一个是网购、一个是支付宝、一个是共享单车,就是5月份的事,是不是很准确可以讨论,但是这些内容都是跟我们新经济连在一起的。所以,怎么能够把新经济搞得好,政府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十分重要。我们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要把政府的作用发挥好,发挥好是双赢,不是矛盾的。
  第一个大的方面,还是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几年中央政府反复讲,着力地讲,也是希望我们十三亿人民都能动起来,都能在创新的路上迅猛地奔跑,这样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
  第二个大的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比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在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工作我们需要去做,我就不展开讲了。我重点讲一讲政府监管方式的改革,我们注意到,这几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新经济发展的迅猛,也很想跟上这个技术前进的步伐,但是我们在面对这种新生事物的面前,政府在推进监管改革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很大的不足,比如说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尚未真正形成,还停留在过去管理的思考段位上,如何真正体现治理国家、治理社会,这方面还要有大的转变。
  第二方面问题是政府的监管标准化工作刚刚起步,这几年政府在推进放管服,我们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做过一些第三方评估,发现政府行政审批的项目清单、收费清单、责任清单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差异,相关的审批流程、监管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监管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在有些方面很不适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方面的问题是政府整体的综合统筹协调任务任重道远,按照上下协调、有序统筹,像一盘棋似的,这样的政府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权力分割、部门分割还没有真正地形成合力,多头审批、多头监管,这样的问题还严重存在。
  第四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一些新问题、新需求难以及时回应,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出现了,政府也想认识它,也想做出监管,但是限于能力水平,也限于我们的责任担当可能还不够,所以回应起来有时候不是很及时,所以有时候的反映既可能过度,有可能过宽,出错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这样对政府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要推进新经济发展、创新政府监管方式大概有这么几条:
  一是贯彻实施“大道至简、弹性监管”的原则。政府的监管要有一定的温度,看不明白的,看不懂的,可以让子弹飞一会,也不要一下子把人家拍死,带着一些积极的、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把广阔的空间留给各类市场主体去探索。当然,我们说这种有温度的监管也相当于是一个弹性监管,但是我们这个弹性监管也要求有一个底线监管,在政府和我们人类现有的认识水平基础上,要制定一个最低的底线,这样有利于给各种市场提供更大的空间。对有些看得准的、出了问题的,比较严重容易出问题的,政府监管也要果断出手,不能够让这种风险有大的蔓延。
  二是要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推动监管方式的转型。这里面涉及到平台化的治理,在互联网经济中,平台作为一个重要的结点,他既是交易的平台也是数据的平台也是信用的平台,同时也是消费者保护的平台。现在呈现出一个多中心的生态的景观,所以能够有一个平台化的治理,可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很重要。现在有些网络平台已经形成了一些参与者共同认可的重要标准,影响力和带动力非常强,所以这对政府提高监管水平,对新经济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将一些带有普适性的规则上升到法律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要发挥好行业协会的作用,同时也可以适当地开展第三方评估。
  三是创新监管技术手段,打破各类信息孤岛。要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机制。一是要尽快争取全面实行政务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化,特别是涉及到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理的事务,应尽可能全部网上进行,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二是要逐步实现对计算机,对数据的自动化流程管理,做到精准的数据管理。三是要建设整个国家大的信息平台,要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真正打破信息孤岛。
  最后,在放管服基础上深化监管体制改革,一是要继续积极推动综合监管,二是要实施公正监管,三是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谢谢大家。
  曹远征:谢谢张占斌教授,他是讨论一下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他特别提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改革应该从管理向治理方向转变,其实这很重要,我们知道所谓管理是administration,所谓监管是regulatory。过去中国很多的问题是行政权力代替监管的,而监管是具有专业能力的。其实在20多年前我们都讨论过,大家看看中国金融机构三个监管委员会设立,它就是准政府机构,是行使监管权的,而不是国务院内部的成员。但是很遗憾,直到现在很多部门还是用行政权力来代替监管我们说新经济的确实是提供新技术的基础,监管从政策行政权力分离出来是变得可能的,监管体制的改革与监管能力的提高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创新问题。下一个请清华大学的吴金希教授,他是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吴金希:感谢曹老师,非常荣幸能参加我们濠庄娱乐综研的这个会。在好几个月之前,我们组织者希望我来讲一讲东西,实际上有很多方面的体制机制,我们有很多创新,包括政策建议我们有很多,但是我想了想,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们自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建议。这个文章大概是过去五六年都在发表相关论文,我们和有关专家讨论政策建议。这个建议完全是原创,不是东拼西凑的东西,同时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今天我没有PPT,发言的题目叫:中国制造2025要补齐我们国家产业共性基础研究院建设的短板。
  大家知道,当前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认识,有些权威的专家认为,在工业基础、自主创新、绿色发展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核心的零部件、基础的原材料、控制系统等方面还仍然依赖进口,甚至有人提出来,我们国家的中国制造遭遇锁喉痛,发达国家把我们的喉咙锁住了。我们认为共性基础研究机制的缺乏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制约因素,讲到共性技术研究院,我首先讲什么叫技术研究院。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和美国的大企业纷纷建立了一种机制创新,叫做工业实验室。这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要的制度创新,被称为发明的工业化,极大地提升了德国、美国等国工业竞争力,成为了发达国家的创新引擎。
  我们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发明有一个叫晶体管,或者是集成电路的发明,都是在美国的大企业实验室发明的,前面有同志讲信息,信息是它的基础,晶体管基础和半导体基础,这个技术是美国的大企业实验室发明的。这是企业的实验室,除了企业内部实验室之外,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公立的共性,产业技术共性的研究机构建设。
    美国有一个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日本有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叫AIST,这一大串名单我不一个一个念了,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产业共性技术,关键复杂系统集成的共性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举两个例子,以我们的宝岛台湾为例,台湾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机构叫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台湾工研院,始建于1973年,40多年被称为“世界级的研发机构”,“产业间的开路先锋”,台湾人把它称之为“看得见的脑”,培育了165家高技术公司,70多位大型的高技术公司的CEO,他的使命是把关键的技术研发和新产业孵化,把濠庄娱乐网址的研究和市场的商业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台湾工研院。美国在2011年奥巴马总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再农业化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中,他提出美国要学习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经验。
  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就是德国的弗朗霍夫技术研究院,德国的工业是非常强的,这是离不开德国的弗朗霍夫技术研究院的。德国基础研究是马普学会还有一个德国自然濠庄娱乐网址基金会,为什么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成立弗朗霍夫技术研究院呢,他就是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产业创新过程中,除了基础研究,除了商业化风险投资外,中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桥梁,就是共性产业技术研究,这个必须是政府,甚至是政府和市场共同完成的。
  我们再看我们国家,20多年以前,各个工业部门大都建有系统内的研究院或者设计院,但是后来因为科研院所改革改制,我们统计工业部过去有200多个公共研发机构,通通改成了企业。改成企业以后,这些研究机构转向一般的短期营利性的研究项目,产业的共性基础供给不足的矛盾开始显现。有同志讲,我们中科院有百余个研究所,研究人员大概有几万名,中科院每个研究所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很多,但是中科院的中心定位不在于产业共性技术,定位在于面向国家国防安全、环境等等问题。
  最可惜的是工科大学的理科化,现在是以普遍的丰盛,SCI论文和诺贝尔奖成为工科大学的普遍追求,没有人再专心于把先进的濠庄娱乐网址、先进的技术做模型,然后再试生产,然后再量产,然后再交给企业,这个环节现在是缺失的,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因为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大,支撑要素比较多。把一个新的技术推向市场,帮助技术跨越死亡之路的过程要比发表SCI论文更加重要。尤其是最近有双一流建设的大学改革目标,地方性大学也加入到SCI滚滚洪流,使地方中小企业更加得不到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撑。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方,包括很多部委建立了科技园、开发区、生产力中心,我们自己觉得,这些机构大多本身没有太强的研发力量,更多是一种平台或者虚体的形式出现,散小弱,加上管制不善,起不到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在具体的操作或者管理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很多单位重牌子,拿到一笔资金以后,可持续性非常成问题。十年以前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曾经在全国成立了几百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但是这些中心一笔资金启动以后,可持续性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近几年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时,大家争论很多,但是在我们看来,很多同志认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一个国家的产业共性技术供给问题上,市场会失灵,政府同样也会失灵,需要政府和市场一起结合起来,组成混合的组织,产业技术研究院就是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撑,需要大家一起合作起来。我们强烈建议,围绕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工程建立多个国家级的高水平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同时加强体制机制建设,这样一些研究院有八个方面的战略使命:一是提升国家技术能力的关键环节。二是将科技的供给和科技需求结合起来的最佳桥梁。三是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摇篮和智库。四是国家新兴产业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者。五是是应对国际竞争和解决国际之间知识产权纠纷的有效武器。六是复杂集成和根本性创新的国家突击队。七是解决共性公益性技术供求矛盾的有力工具,八是高技术产业高端人才的黄埔军校,这是我们的建议。谢谢。
  曹远征:谢谢吴教授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题目,我们说新经济使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教育和科技体制就非常重要,而中国现在的短板就是产业的共性技术。从这方面来看,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作用,为产业的共性技术提供一个支撑是非常重要的。体制也是老问题,我们经常说产学研结合,也做了很多的研发平台,也做了很多的实验室,但是看来体制还有待进一步理顺,才能使中国制造2025向中高端迈进。
  以上是四位发言,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把四位请上来做简短的讨论。由于时间有限,上面四位嘉宾的发言都比较短暂,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
  问:四个人每人提一句话,第一是吕薇提出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题目能不能改一改,主要是讲政府服务于市场。薛兆丰讲的是共赢,不是双输,我建议改成民赢。张占斌提出来从管理到治理,我建议从管理到治理、到合理。最后是清华的朋友,我想问一个问题,大飞机是中国制造的吗?谢谢。
  吴金希:刚才这位老师提出的问题很好,我也关注到现在网上很多网民说大飞机我们只是造了一个铁皮,我简单讲一句话,造这个铁皮的能力是重要的、国家的核心能力之一,没有几个国家能造这个铁皮。谢谢。
  曹远征:技术进步创新中还有集成创新,大飞机大概算集成创新。
  张占斌:过去管理主要是讲政府单方,治理是要求多方位的、全面的,包括社会参与,但是从管理到治理,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你刚才讲应该到合理,我觉得评判的标准应该更加合理,可能是我们今后政府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薛兆丰:我不太接受这个建议,我觉得多赢比较好,因为仅仅讲民是一个方面,我听到一些干点,比如讲滴滴开始时有烧钱的过程,形成一个平台,可能补贴用户的金额会下降,这当中是有合理经济原因的。因为网络经济需要集聚在一个平台上,我们不指望有十几个打车软件,司机也是一样的,怎么才能更快的集聚在一个平台上,前期做一点补贴,这是必要的,但是后期得回报资本,得回报各方,司机等等,这当中的过程要看到多赢才能持续发展。谢谢。
  曹远征:我支持薛教授的看法,监管首先在于外部性,最重要的三个领域,一个是准入,第二个是价格,第三个是普遍的公共服务。这个是在历来都有的,因为它是外部性,是企业没法解决的,所以从历史上来说,我们获得外部性和盈利性的双赢,是最重要的。
  吕薇:我对您的观点既同意,但还有补充。比如政府肯定是要服务于市场的,薛教授讲到,其实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政府必须去监管。但是政府的监管有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在社会效益,如何让市场的外部性变成内部性,都要通过政府的监管和政策措施来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不矛盾。但是有一点,政府的监管不要束缚了市场的手脚,应该让它发挥活力,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提问:我想请教吴教授,关于共性技术研究院的问题。产业共性技术形成的成果,共性技术研究院投资的主体都有哪些?形成的成果怎么样进行转移转化?利益机制是怎么分配的?谢谢。
  吴金希:你问的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刚才只有十分钟,我没有展开。别的国家的经验,比如德国弗朗霍夫也好,或者是台湾工研院也好。举一个例子,收入100块钱,其中大概1/3左右是中央政府给的,1/3左右是地方政府给的,比如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大概有180个研究所,分布在各个州,甚至小县、小镇,要和关键技术结合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地方政府要掏钱30%,然后30%是来自企业。规定企业拿的钱越多,政府给你的补助越多,作为一个研究机构,能从企业拿到项目,说明你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你是有这方面服务能力的,必须要求这样。
  成果是怎么共享的,为什么叫公立的技术研究院,和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有了发明成果以后作为己有,我们总讲科技成果转化,比如跑到我们的大专院所,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好的科研转化成果自己拥有了,给社会的是不好的不容易转化的科技成果,因为利益机制存在问题。德国的弗朗霍夫研究院是不允许谋取暴利的,既然是一个公立的机构,每年有一个报表,你的收入和支出大体平衡,不能有暴利。比如台湾,既然能孵化企业,在你的支持下孵化成功了,转移出去不允许控股,只允许拿5%的股份,因为有后续服务,因此就避免了与民争利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科研机构、大专研究院所普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发展到最后变成一个经营的实体,公立性缺失,包括过去的几十个部位,每一个都有很多研究机构,变成公司以后就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公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支持,他们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知道到哪儿找成本。中国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不出去,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成果,我在清华大学,无数的人问我清华大学有没有可用的转化成果,我说我不知道,清华大学这些老师都在写SCI论文,需求很多,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公立的机构变成谋暴利的机构,因此就导致没有人为中小企业服务,这个短板需要政府和多种资金支撑,而且要限制谋暴利的利益驱动。
  曹远征:所谓共性技术就是不排他。
  吴金希:共性技术还有一个名词叫竞争前技术,华为也好,中兴也好,其他的企业都用。但是这个技术不是在市场共性竞争的,带有一点标准、半标准,竞争前技术,大家都需要,但是市场又失灵。这样的技术是大量存在的,因为光靠市场,光靠风险投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享单车,作为国家的产业能力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十大工程,那是支撑一个国家脊梁的核心的东西,刚才有同志讲的大飞机,有了这个壳,那个瓤就慢慢的替代,哪怕一个螺丝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第一办不到,第二也是不合理的要求。
  曹远征:所谓共性技术,就是不排他,是没法锁定收益的,因此企业是没有积极性的,这就叫外部性。外部性的解决只能靠政府来解决,一般的像工研院和德国的机构都是由公立来出资的,这是个公共产品,但不完全是公共产品,它是个俱乐部产品,因此是收费的,参与的企业可以获得好处。这种制度安排在中国还是比较缺乏的,吴教授呼吁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吴金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了。
  提问:我给薛教授提个问题,刚才刘总裁提到了魏则西事件,因为停止了细胞治疗。政府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和处理偶发性的事故的影响。不仅是魏则西事件,比如我们国家杭州的那次高铁事故,最后中央决策从350降到250,这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企业的效益,包括运行的效益,包括还贷,整个周期影响非常厉害,包括日本的福岛核事故,我们都知道福岛出事故了,6台机组,4台出事故的都是日本要淘汰的,是全球最落后的,那2台没事,而且是处理过程中有问题。类似这种东西引起大规模公众恐慌,政府必须有交待,实际上他的决策后续影响是非常糟糕的。从管理上来讲,如何从管理上更好的引导,做出一个很好的应对。从新经济新产业发展角度来讲,如果因为一个偶发事件,整个国家马上就停掉,被国外打掉了,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谢谢。
  薛兆丰:我们法律经济学中有一个词叫汉德公式,是当年有一个法官做一个判决,有一艘船不小心被别人碰了一下,就沉了。别人碰伤船有责任,这个船上有一船面粉,美国政府的面粉都给泡汤了,但是船上24小时没人看管,责任怎么分摊。汉德说这个判决是把洞打穿的责任是肇事者,但是这个船24小时都不好好看,放那么宝贵的面粉,自己得负点责任,美国政府得负点责任。这个案子最后有一个公式,谁付的避免意外的成本比较低,谁比较善于避免意外,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一个普遍的公式,是可以拿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的,出了事以后不要把东西都揽上身,把它叫停了,你根本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在整个公共事务中,有意外各方都可以负责任,相应的进行分摊,这是一个总的回答。
  在具体的问题上,魏则西的问题,百度负多少责任,有多少宣告的责任,央视如果做广告负多少责任,都根据这个思维来做,包括滴滴,包括所有的。刚才讲的科研的问题我有不同看法,你说知识是共性的知识,所有的专利都是共性的,一个人用不影响别人用,这是公共品。如果所有的共性的都要由非营利组织来拓展的话,科技进步的步伐就会很慢,我觉得倒过来看美国这些年的科技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倒过来让那些发明者赚钱。
  1980年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叫拜杜法案,1980年以前美国政府投资的所有科研项目,所有权都在美国政府,结果美国政府自己没有积极性把它商业转化,科研人员也做了项目就算了,做下一个项目,所有的专利堆积在那里束之高阁。1980年的法案说科研人员可以选择进行商业开发,只不过开发过程中如果知道一些新的东西,知识产权还归国家,你回来汇报一下,你告诉大家共享这个知识。这一下就打通了美国的产业界、商业界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科研再也不是盲目,而是有牵引了。我们看一下MIT麻省理工大学的地图,红色的中间校舍,周围围着的绿色、黄色IT公司高科技公司、能源公司全包着他们,牵引着他们的研究,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可能更值得大家注意。同时再比较非营利的模式,哪一种更合适中国。谢谢。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关于新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去年在北大的时候,张维迎老师和林毅夫老师的论战大家很关注。我今天想问的是,新经济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比如我们看机器人,去看新能源,我们的产业政策是提供补贴,但是出现了企业骗补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谢谢。
  吕薇:其实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今天讨论的大部分问题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是行政命令式的,往往是不太符合市场规律的,其实在西方也有产业政策,比如技术政策,美国政府有先进制造计划等等,这些是非常明确的产业政策。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政府如何利用市场体制去引导企业创新。比如大家都讲美国的页岩气的发展,实际上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政策,说对非常规气的开采实行免税,可以自己定价的政策。但没有说你去开采页岩气还是煤层气,这一个政策发挥了作用,大家都去开采,发现非常规气,在这种情况下,页岩气胜出了,因为它的成本、产量等等。这也是一个政府的政策,实际是对非常规气的引导。
  再讲一个政策,比如欧洲有欧4、欧5、欧6标准,是由利益相关者制定,而且是提前十年就开始讨论,提前预告。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知道,汽车的生产企业,包括汽油的生产企业等等,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所以我觉得关键不是在于要不要产业政策,可能他的产业政策不像我们政府做什么规划,定哪些战略性产业,要发展到多大规模,但是它在起作用。
  德国的太阳能,当时德国政府要支持太阳能的发展,采取了一个政策,就是只要有太阳能就要收购,对电网有一个收购政策。接着是固定的递减价格,今年投资发电了是1块钱,明年或者后年可能上网的电价就是0.95元,这样递减以后使投资者知道,越早投资,回报可能越高。因为这里是有补贴的,价格要递减,要加快技术进步,然后降低成本,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我依然能够营利。如果大家一直在讨论要不要产业政策,我们看看到底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核心。刚才讲到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外部性存在的时候,要通过一些政策把外部性变成内部性,使他有积极性。如果再看看美国、日本,他们现在不能说没有产业政策,我觉得特别是在科技方面,政府有很多这方面的政策来推动。
  曹远征: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政策在落后国家是有效的,因为市场是稳定的,技术是主流工业技术,技术路线很清楚,加速模仿就行了,这是很多国家技术产业政策的背景,也是有效的。但问题是如果技术做到前沿的话,产业制度则基本有效,因为技术进步是随机的,根本不知道发生在哪儿,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制造一个环境,改变一下土壤,改良一下环境,种子撒下去长什么是种子的事。从这个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产业政策,改善一下环境,让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加速,但不能选这个技术,说这是我的主导技术,主导行业,这是做不到的。由于时间关系,这一节讨论到此为止,下面还有重要活动。谢谢。
  主持人:感谢曹老师的精彩主持,也感谢在座四位嘉宾的精彩点评。同时非常感谢在场观众的精彩提问。美好的时光总是过的非常快,上午的会议还剩下两个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本次北京年会的新书发布仪式,现在有请主持人郭万达先生。
  郭万达:我们研究院是一个生产型智库,我们希望把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给大家报告一下,除了刚才讲的新经济、旧体制,我们正在做,这两年我们一直持续的对城市化、大城市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书刚出来,现在请樊纲院长做新书的发布。
  樊纲:说到新书发布,这个题目是城市化,还有一本书是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去年的主题,“一带一路”的事去年说的,一下跳了三个主题,今年是新经济。我们是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智库怎么建的。30年前,马洪同志,当时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请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思想家做顾问,他们建议你们要建智库,那时候用的词就是智库。是日本人建议我们搞一个智库,后来中央领导决定把这个智库放到濠庄娱乐,就建立了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个词非常日本。到日本会发现综合研究院,综合研究所,开发这个词在日本就是发展,发展这个词我们翻译成了发展,就是Development,日本翻译成了开发,所以英文名叫CDI,就是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就是一个发展研究院,但我们是综合研究。
  我们20几个团队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院,我们的话题也很多,根据当前的发展,特别是团队接到订单的情况,市场的需求,我们研究很多问题。城市化、对外开放是我们研究院长期研究的主题,在开放的问题上,我们除了现在出的这本书,我们还每隔两年出中国开放褐皮书,等于是一个总结和报告,长期跟踪中国开放的问题,包括对外投资,包括“一带一路”。再一个就是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十多年我们一直做这个事,原因也是市场需求,就是各级政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的主题是大城市问题,今天不多讲,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政策建议主要的思路,是这些年的一个主要思路。在这个阶段上,在我们发展的阶段上,我们在目前应该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而不能是小城镇为主。土地都给了小城镇,大城市人为设限,最后就是今天的结果。大城市、小城市两极分化,大城市房价、物价飙升,小城市卖不出去,因为人不去小城市,城市化是人的迁移,我们要研究人的行为规律,人为什么要迁移,要找工作,工作哪儿能提供,为什么要搞城市化,城市有规模效应,企业在大城市的背景下,基础设施条件下能够更好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我们的人就向大城市,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在一代人、两代人的时间里迅速实现工业化,一定要发展大城市。
  小城市要不要发展,小城镇要不要发展,大家举例欧洲的小城镇发展很好,两个原因,一是你说的小城市往往是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属于大都市周边的大城市群、城市带的小城市,用铁路交通,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能够上班的区域范围内,属于城市群、城市带的一部分,那是一种小城市。二是没有消亡,是因为欧洲那些国家工业化进程很慢,100年、150年好几代人完成了工业化。年轻人还没走光,退休的人回来了,是这样一种现象。我们现在是迅速的走光了,退休的人还没回去,第一代退休的人还没形成,大家都集中在大城市。他们这种比较缓慢的工业化进程导致的结果是,当退休的人回去之后逐步把那个城市又恢复起来了,因为退休回去的人是第一是带着高收入回去的,二是带着社保回去的,三是带着一生的现代城市生活的经历回去的,他去改造老宅,把一些现代东西带回了那个小城镇,那个小城镇反倒发展起来了,他们退休了不必再到城市挤公交了,所以小城镇发展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思考快速工业化国家,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回去的情况下,大概很多小城市现在的工作是保护好环境,保护好生态,保护好文化,保护好老宅,未来也能发展,但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进程。
  而在目前阶段,我们一定要发展大城市,不发展大城市,结果是房价飙升,大家都受不了。出现了畸形的情况,资源配置出现各种问题,城市拥挤。濠庄娱乐现在是房价最高的,按照人为设限,800万人口,现在是2100万人口,一定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地方。因此我们就要思考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中国的城市群发展,中国运用现代技术,不仅是网络,高铁技术,快轨技术,怎么发展我们的大城市。中国14亿人口,我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将来一定会有若干个5千万到1亿甚至更多这样的城市群、城市带,珠三角、长三角是一个典型,京津冀,加上雄安,我们可以想像,中原,中部地区还有一些大的城市地区,这样的大城市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如何管理,如何布局,如何发展,政府起什么作用,市场起什么作用,房地产怎么发展,我们的土地怎么改革,土地怎么供给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这部书。
  这部书也是抛砖引玉,是我们多年进行的研究,新的一些成果都体现在这里面了。今天没有时间多讨论,大城市是前年的主题,去年的主题是对外投资,今年的主题是新经济,我估计明年再开会可能还有别的主题,明年可能出一本新经济的书,汇集大家的讨论,希望大家关注,希望大家提出批评,我们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谢谢大家。

  郭万达:谢谢樊纲院长,我不多说了,也不总结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成果要特别感谢中研软濠庄娱乐网址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们都是一体的,现在我们25家国家高端智库专门希望建立智库基金制,就是别的还没有建立,我们已经建立十几年了,别的还找我们要材料,说你们是怎么建立的。所以基金的支持,公共的研究,对我们智库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离不开我们企业的参与,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离不开在座的媒体,在座的各位嘉宾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最后感谢大家。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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